4月27日上午,韓國總理鄭烘原辭職的消息一齣,立即引發韓國媒體和網友的熱議。韓國NewOne新聞網評論稱,現在國民對政府極其不信任,鄭烘原的辭職,是政府重拾國民信任的一種做法。而韓國分析人士指出,總理辭職行為與韓國的知恥文化氛圍有關。(《南京日報》4月28日)
  韓國“歲月”號客輪沉沒事故,傷亡慘重,遇難者中有許多年輕學生。用中國話解釋,這次事故,決不是偶然的。而繼檀園高中校監薑某獲救後自殺身亡,韓國總理鄭烘原的引咎辭職,不能不讓人對這種重廉知恥、承擔責任的勇氣感到震驚,同時也對韓國的知恥文化產生聯想。
  韓國社會的辭職之風,長期縈繞在政壇。1994年10月21日,韓國發生交通慘劇,事故造成了數十人死亡,時任總理李榮德就此事故向國民道歉並向總統遞交了辭呈,以示承擔聖水大橋坍塌事件的責任。歷史上的總理李海瓚,休假時與一群商人打高爾夫球後辭職;總統智囊團東北亞時代委員會主席文正仁和青瓦臺國民經濟首席秘書(顧問)鄭泰仁因不適當的職務行為而辭職。政務官引咎辭職,黨務官員也引咎辭職,而比引咎辭職更慘烈的是因愧疚自殺的現象,這也不少見。
  對此,習慣性的解釋是與韓國的知恥文化氛圍有關。無論是引咎辭職還是自殺,都表達了深深的負疚感。在辭職信或自殺遺書中,都將“愧對國民”、“深感不安”,“辜負了選民、黨員對自己的信任”等,作為辭職或自殺的原因。作為公眾人物,他們愛惜自己的名節,比平常人更註意自己的言行與操守。其實,知恥文化氛圍是一個方面,公眾對官員的監督,媒體對相關事故的報道與推進,也促進了涉事責任官員的反思。
  韓國知恥文化,很大程度上源於我國的儒家傳統文化。然而,與韓國的知恥文化氛圍相比,我國少數官員對厚黑學研究可謂登峰造極。本應在我國積澱更深的知恥文化,在一些地方上不僅毫無傳承、發揮可言,一些人反而以厚黑為榮。對民眾指名道姓的質疑、批評、揭露,少數官員要麼為自己的失職、瀆職找理由,要麼無動於衷。極少數人還動用骯髒、不正當的手法“排除萬難”,消除反對的聲音,擺平所謂的問題,突出體現個人的權力優勢和小聰明,更是令公眾憤慨。
  中國並不缺乏知恥文化的基礎,只是少數官員個人缺乏知恥文化的動因。期待中國的一些官員要尊重知恥文化,並不是要把韓國社會辭職、自殺之風引入我國,而是要在社會上形成對問題、對事物的公正評價機制和觀念。出了事故或問題,責任人應主動反省,敢於承當,而不是不知恥辱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強化類似引咎辭職的約束機制,媒體和公眾也應有主動的監督意識,加大不知恥官員的從業風險。
  知恥文化的形成,顯然非一日之功,知恥文化的影響亦非局限於某個方面。培育知恥文化,說易行難。但其根本,是要有行動,有反思,有制度,有督促,有步驟地推進。如果全社會都推崇“知恥而後勇”的良好風尚,就會彼此增添信任,社會就會多一份和諧幸福。  (原標題:由知恥文化產生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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